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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忠梅:中國特色綠色審判體系已基本形成

發表時間:2018-11-30 來源:新華網 作者:王瑋

 

在剛剛落幕的第二次全國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工作會議上,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呂忠梅從一個學者的視角,高度肯定了2015年11月福建上杭第一次全國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工作會議以來,環資審判工作取得的跨越式發展,認為綠色審判體系已基本形成,對中國特色的綠色審判道路充滿信心,同時也提出了她對環資審判實踐的一些學術思考。

不同審判庭都要樹立綠色司法理念

首先,生態文明理念必須在所有的審判活動中加以貫徹,在目前環境資源審判專門化與普通化并行的格局下,如何在傳統民事、刑事、行政審判過程中體現綠色審判原則?針對有地方出現的認為將傳統案件放到環資庭審理,更容易認定合同無效的問題,呂忠梅認為值得警惕,不能簡單以環境資源保護作為認定合同無效的理由,而是不同的審判庭都要樹立綠色司法的理念。

其次,環境案件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很多,法律制度供給不足。實際上,也不可能出現完全覆蓋環境資源司法所需要的所有法律。呂忠梅強調,這就需要法官運用生態文明的理念對現行法律進行解釋,通過對傳統法律的綠色解釋裁判新型案件,當然也必須遵循法律解釋原則。

第三,環境司法需要創新,環境民事、行政審判權應當在可能的限度內融合發展。同時,環境問題不僅僅是技術事實問題,也涉及法律價值導向。目前案件審理中依然存在“鑒定為王”傾向,這是有問題的,應當將技術因素、社會價值綜合考慮,以確定環境保護的限度。這里不僅有環境司法本身的問題,也有法官理念上的問題,呂忠梅指出法官要作價值判斷,要做利益平衡,不是怎么鑒定怎么判。

環境刑事案件中科技證據該如何使用

第一,通過梳理環境刑事案件的裁判文書,呂忠梅發現法官對刑法第338條規定的污染環境罪是行為犯還是結果犯的理解不太一致,對此,學界也有爭議。呂忠梅認為,行為犯和結果犯不是說只要刑法規定了結果就是結果犯,而是需要結合犯罪構造、侵害的法益進行綜合考量。行為犯與結果犯對因果關系的證明要求是不同的,行為犯不需要證明因果關系,只要達到“兩高”司法解釋中規定的超標3倍、傾倒3噸等客觀標準就可以定罪量刑,不需要再花費巨大的成本進行因果關系證明。

第二,科技證據使用問題。呂忠梅不反對科技證據的使用,通過科學鑒定等方式加強對案件事實的還原程度是當前環境司法的重要發展方向,但是,科技證據在不同類型的案件中的使用方式、使用限度存在差異,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在環境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可以使用科技證據來證明自己無罪或者罪輕而進行辯護,因為刑事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有基于任何證據形式的法定辯護權。但是,對于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在科技證據使用上,則應該存在限度,證據達到公訴標準與審判標準即可,這是因為環境犯罪各種罪名的構造不同、證明標準也各不相同,法律規定了客觀標準。

另外,科技證據的獲得需要大量成本,這個成本也需要有限度。泰州水環境污染公益訴訟案、掏鳥窩案等社會廣泛關注的一些案件也充分說明,環境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證明要求是不一樣的。在環境刑事案件中,科技證據的使用要有限度,不應該過度追求。

應細化訴前程序和訴訟程序規則

呂忠梅提出了兩個大的方面、若干具體問題。

一方面是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審理問題,包括受案范圍如何確定?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是否需要履行前置公告程序、是否可以提出懲罰性賠償請求、要不要以窮盡行政執法救濟為前提、是否可以根據檢察機關要求舉行庭前會議?還有,檢察機關是否可以自行采取證據保全措施?如果檢察機關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證據保全,敗訴了怎么辦?有些地方規定層報高院是否合理?檢察長列席法院審委會討論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是否合適?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檢察機關如果不服,是向上級法院提起再審申請,還是向上級檢察院提起申訴?或者上級檢察機關直接對下級法院生效的民事公益訴訟裁判進行抗訴?提起再審申請以及抗訴的具體條件如何規范?

另一方面是關于訴前程序。訴前程序是檢察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創新。修訂后的行訴法第25條為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提供了法律依據,但不清楚具體程序構造與審查標準。

目前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矯正行政違法行為的功能是否應該體現在訴前程序中,目前采用以結果審查為主的標準,不利于這個功能的實現;二是規定兩個月的履職期限問題,呂忠梅指出,這一規定沒有考慮復種補綠需要時間、行政機關履職需要法定程序時間、部門聯合執法需要協調時間等等,如果再采取結果審查標準,也會影響訴前程序功能的發揮。

對此,呂忠梅建議應進一步細化訴前程序和訴訟程序規則,將判斷行政機關的履職標準從結果導向轉為行為標準,將履職期限改為以兩個月為原則,同時設定彈性空間的例外。

應明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互補關系

呂忠梅首先解釋,當前關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法律屬性有不同認識,她自己用了“國益訴訟”的概念,主要是為了與公益訴訟相區別。在司法實踐中,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公益訴訟的銜接以及檢察機關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的地位問題。

第一,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關系。實踐中有三種理解:一是并列,將兩者等同;二是區分主次,認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優先于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三是排斥,認為只要提起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就不能再提起公益訴訟。呂忠梅認為兩者之間應該是互補關系。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實現《環境保護法》規定的損害擔責原則的一種責任承擔方式,不是對原有責任承擔方式的替代,是對原有責任承擔方式的補充,它們之間應該形成互補。

第二,關于檢察機關如何參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問題。改革方案未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檢察公益訴訟的銜接做出規定,僅規定最高檢負責指導有關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檢察工作。改革方案對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僅設定了違反法律法規造成嚴重生態環境損害的條件,并未規定需以窮盡行政救濟手段為前提。檢察機關可否針對政府沒有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如果檢察機關在政府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過程中發現政府有履行監管職責不到位的情形,可否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如果政府已提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檢察機關可否再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呂忠梅建議最高法正在制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司法解釋中,應該明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互補關系,并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與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民事訴訟、檢察機關提起環境公益訴訟作出銜接性安排。

環境資源審判已到向精細化發展的階段

對于涉海洋訴訟中的一些新問題,呂忠梅注意到,一是已經發生的社會關注度高、也對海洋環境造成了損害的事件,比如桑吉輪爆炸、碳九泄漏等,沒有進入司法程序;二是海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原告起訴無序,索賠途徑主次不分;三是今年機構改革后,負有海洋環境監管職責的行政機構名稱、歸屬均發生變化,海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的原告主體需要盡快明確;四是陸源入海污染的管轄歸屬需要進一步明確;五是索賠范圍的長期困擾。

當然,學術觀察與審判實踐存在一定距離。呂忠梅說,學術觀察可以給法官一個新的視角,環境資源審判的很多機制正在形成中,學術理性對于機制的建立非常有價值。中國的環境資源審判已經到了向精細化發展的階段,更應該及時總結裁判規律,形成理性認識。綠色審判不是只靠價值取向正確或者政治正確就能做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呂忠梅相信,在這次會議后中國的環境資源審判工作一定能夠邁上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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