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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史學家:今天的雄安在北宋已被“構造”

發表時間:2017-06-12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刁凡超 李佩珊

若不以人為主角書寫歷史,一條河流、一個平原也有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可能。

2017年4月,波士頓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張玲的著作《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獲得美國環境史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頒發的2017年度最佳環境史圖書獎(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

美國環境史學會,成立于1977,今天是其40周年慶。最佳環境史圖書獎是該學會每年頒發的最重要獎項,張玲的這本書是該獎項獲獎歷史上唯一一本研究中國環境歷史的著作。

在這本書里,她擺脫了“人的歷史”的限制,圍繞黃河、華北平原、北宋政權,呈現出他們從登場、相遇,到交纏、分離的錯綜復雜的關系。該書也同時展現了被人為構造的塘泊、濕地和不受拘束的黃河之間的聯系。

張玲認為,北宋時期對塘泊的管理對今天的環境治理具有借鑒意義。這是因為,北宋時期的環境管理存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的封面


在張玲的書中,許多有關塘泊的具體案例都涉及雄州。張玲解釋說,北宋時期的雄州和我們現在所說的雄安新區有一定區劃上的交叉。

張玲在書中專門談及,為達到鞏固邊境的目的,北宋政權重塑了當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觀。但張玲的研究發現,這種大規模改造自然的行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經顯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積水積澇、水質破壞、土壤鹽堿化等。隨著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口與經濟也滑向了衰落。

“從那以后河北中部的經濟狀態一直在走下坡路,人口即便有所恢復,但與其他地區相比還是相對稀疏的。”張玲說。

張玲在談及中國當下的環境治理時提到,面對諸多的環境問題,我們需要回到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只有當人類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歷史中經受過檢驗之后,我們才能以一種更為全面深刻的方式去思考和解決今天日漸復雜的環境問題。


不同于“人的歷史”

區別于以往的以人為主體、以時間為軸線的歷史學著作,《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的故事中心在于黃河和河北、河流和平原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他們如何聯系到了一起,如何產生沖突,又如何在80年后突然分開。

在這本書中,張玲非常有意識地要寫一個不同于“人的歷史”。她認為,歷史不一定以人為主角去書寫,一條河流、一個平原、一座山、一片森林都有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可能。這是環境史研究對歷史研究的一個最大貢獻。

這本書的寫作緣起于張玲博士生時期的研究課題。

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時,她的研究課題是唐宋變遷以及中國古代北方的經濟史。

“我花了好多時間研究農業歷史及手工業、人口、商業等問題。但在那個過程中,我讀了不少關于歷史地理的研究,積累了大量關于各類災害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到黃河的洪災以及華北地區自然景觀變化的材料。”

她當時就已開始思考,這些長時期的環境變遷以及短期內的環境問題會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尤其是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和人群的生活狀態帶來的變化;另外,這些變化與政治行為及政府政策之間有怎樣的互動。

2009年,張玲離開英國,在哈佛大學環境中心做了兩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離開哈佛,在耶魯大學農業研究項目又做了一年博士后的研究。

“這三年里面,我的思想上產生了很多的變化,比如哈佛環境中心是一個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我的指導老師是研究遠古地質科學的,但他也很積極地關注當代氣候變遷、環境變遷、全球變暖等課題。他是奧巴馬政府環境和能源問題的顧問。”張玲說。

1048年-1128年間河北水系地圖。來源:《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


黃河與塘泊

北宋時期,“河北”并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河北省。包括“河北西路”、“河北東路”在內的這片區域大致位于白洋淀以南,以現今的雄安新區一帶為北界。

當時,作為北宋和契丹(遼)之間的邊境地區,這里多元文化并存,政治、軍事、外交、社會以及環境問題交織碰撞。

據史料記載,宋仁宗慶歷八年(1048年)六月,黃河改道向北直奔大名,經聊城西至今河北青縣境與衛河相合,然后入海。到了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為抵御金兵南下,東京(開封)守將杜充人為決開黃河堤防,黃河改為南入黃海。

張玲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黃河、河北,這兩個本來是相鄰的,但不是彼此交叉的環境個體,突然之間在同一空間內介入對方,聯合到一起,彼此交叉,成為了一個環境集體,對于我來說,這個環境現象本身是非常具有戲劇性的。”

實際上,在黃河進入河北之前,河北中部已經挖掘建造了大量塘泊(由眾多的河流、溝壕、堤堰連接的湖泊群、草澤地和一些水田所構成的水系,是北宋的北方國防線)。張玲認為,黃河的突然進入,一方面在短時間內給這些塘泊帶來了大量水源;另一方面黃河長期攜帶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積和枯竭,給塘泊管理帶來了危機。

黃河入侵給河北帶來的這兩方面影響,也左右了北宋時期的環境政策。

張玲在研究中發現,無論是政治、軍事還是水利方面,北宋時期的史料記載中有大量關于黃河和河北塘泊問題的討論。一部分官員認為,黃河進入河北,讓塘泊整體面積變大,對不善行舟的契丹人來說,會給他們的軍事入侵帶來困擾;另一部分官員認為,從淤泥的堆積情況來看,黃河給塘泊帶來了各種各樣長期的危害。

于是,在北宋時期,官府的環境政策常常是在強令黃河改道和放任其自流之間搖擺。“前十年可能往某一方面努力,卻發現那些努力有問題,帶來別的環境問題,于是在下個十年政策回擺到相反的另一方面。”張玲說。

而同時,小規模的對抗也每天都在上演。居住在河北的當地百姓會偷偷地將官府修建的塘泊、堤壩決口,以此從塘泊中疏導水源用于灌溉。

宋代黃河改道示意圖。來源:《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


北宋人為改造河北濕地

北宋時期的河北擁有白洋淀和周邊的天然湖泊,以及無數人工制造的、人工挖掘的塘泊。它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北宋政權對戰略和防御的考慮。當時,官府對塘泊嚴格管理并不是從環境的角度出發來管理水資源,而是為了創造一種有效的、有意義的軍事地理。

近幾年,空氣污染、水污染等環境問題凸顯,大家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然而與霧霾、黑臭水體這些顯性的環境問題相比,濕地破壞造成的影響是非常隱蔽的。

“濕地的生態意義是長時段的,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感受到。對濕地的研究應該是環境問題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對濕地的認知需要時間,不僅政府而且社會群體和普通百姓應該花時間來認識和了解濕地的重要性。” 張玲說。

張玲認為,北宋時期對塘泊的管理對今天的環境治理具有借鑒意義。這是因為,北宋時期的環境管理存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往往在災難來臨時,在災害對國家的核心利益帶來極大的影響時,官府才不得不被逼迫著想辦法去抵御面臨的問題。

而對于如何在大尺度和長時段的框架下、如何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以及如何更積極主動地去思考及改善人和環境的關系,北宋政權無此能力。張玲認為,在這方面,政府和社會可從歷史中學習如何去設計具體的發展方向和目標。


北宋一定程度“構造”了今天的雄安

在張玲的書中,許多有關塘泊的具體案例都涉及雄州。張玲解釋說,北宋時期的雄州和我們現在所說的雄安新區有一定區劃上的交叉。“現在的雄縣在中古時期處于拒馬河南方,北宋的河北北部。”

據她介紹,這一地區海拔很低,歷史上經常積水,形成許多自然湖泊。這種地理狀況導致這一地區的人口居住和耕地面積有限,人口的密集度也相對較低。

北宋時期,雄州變成了宋遼的邊界。它的軍事意義和戰略意義在這個時期格外凸顯。

“當時的北宋政權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研究怎么讓這個地區變成一個堅實的邊境。”張玲在書中專門談及,為達到這一目的,北宋政權重塑了當地的自然地理、自然景觀。比如把周邊的水資源引入濕地,使其擴大成湖泊群;對不善行舟的契丹人來說,那種獨特的地形地勢會給他們的軍事入侵帶來困擾。

但張玲的研究發現,這種大規模改造自然的行為,到了北宋后期就已經顯現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積水積澇、水質破壞、土壤鹽堿化等。隨著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口與經濟也滑向了衰落。

“從那以后河北中部的經濟狀態一直在走下坡路,人口即便有所恢復,但與其他地區相比還是相對稀疏的。”張玲說。

眼下雄安新區的出現,將導致大量人口涌入這個地區,伴隨而來的可能將是大量的經濟需求、大量的建筑開發,這會給河北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

“首先,會有積極的影響。在短時期內,這會給當地社會經濟帶來強大的刺激,制造就業機會,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且這個地區能得到很多政策的扶持。”張玲說。

她也認為,從長期看,經濟發展不能以環境惡化、生態失衡為代價。雄安新區在發展過程中,要關注這個地區的環境生態各方面的問題,也需要考慮到古建筑、古代遺跡的保護。
對于這些未來發展的問題,她認為可以從歷史中尋找到一些啟發和教訓。

“不以人的欲望和索取為中心,不以經濟利益的成長為唯一目的——也許能夠幫助我們防止大的災害、大的危機在未來出現。”張玲說,這是她目前最關注和最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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